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昨天（4日）结束。“这次对话富有成果，可以说是丰硕的成果，有些有重大的突破。”这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评价。

    在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作出了一些承诺。这其中最重要的承诺，就是要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中央国企和省级国企的数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继续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这些承诺涉事所及，实际上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点所在。这些承诺所为，也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并行不悖。因此，这些承诺，堪称是改革的正确之选。

    从中国政府在此次对话中所承诺的内容看，其相当多的承诺，正是中国目前正在做和将要做的事情。比如，中国政府承诺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在信贷提供、税收优惠和监管政策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而实际上，这些承诺的内容，也正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改革的重点任务。就在前不久，国家发改委曾召集45个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会议，贯彻落实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政府决策，要求各部门制定时间倒排表，抓紧制定细则，确保6月底前按时完成任务，以实现总理温家宝“今年上半年一定要把实施细则制定出来”的要求。

    在一个国际性的双边对话中，对国内的经济改革作出承诺之举，并不是什么非常之选。在30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利用“开放冲力”来冲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缠和停滞僵化的机制羁绊，一直是推进改革并规定改革方向的动力选项和优选策略。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扩开放，这是改革开放政策获得成功、取得最大综合效益的良性互动基础。反之，开放度小，改革的进展就小，改革的方向感就不明确；而改革的进展不大，开放的效益就无从显现，开放的动力就会逐步丧失。

    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在经济改革的大部分领域，“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其成果首先惠及的恰是中国公众，而非国外利益方。这也正如上述中国政府所作出的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的承诺，其方向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前行方向毫无二致，其结果必然带来国民福利的普遍性提高。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将促使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民营企业的创新，而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的产能扩张，由此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型。此外，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可以为税收和财政结构调整垫付必要的成本，从而减少普通公众缴税规模。而分红带来的收入可用于资助政府的社保和养老开支，由此降低中国人减少储蓄的风险，为普通消费者提高消费支出提供坚实的社会保障基础。如此，就可以扩大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问题。

    中国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过低，说明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国企的税后利润没有为全民所共享。这与国有企业设立的初衷和目的完全相悖。不仅如此，目前还有相当多行业的国有企业，没有被纳入到红利上缴的范围之内，许多中央企业也并未被纳入至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显然，现在是到了打破国有企业红利中的大部分，被纳入到低效率的“取之国企、用之国企”这个不公正循环的时候了。